自17世纪初中国茶叶风靡欧洲后，中国一度是世界茶叶的最大输出国。特别是1875年，产自徽州祁门地区的红茶改制成功后，更是因其独特的香气以及优良的品质，在国际上一路畅销。但在1936年，因为祁门红茶的销售问题，茶商和政府之间却进行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豆腐盘成了肉价钱”
“祁红特绝群芳最，清誉高香不二门。”说到徽州的祁门红茶，据史籍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唐朝陆羽的茶经。只不过在清朝光绪年间以前，祁门只产绿茶，不产红茶。到了光绪元年(1875)，徽州人胡元龙在培桂山房筹建日顺茶厂，用自产茶叶，请宁州师傅按宁红经验试制红茶，大获成功。
随着胡元龙创始的祁门红茶的诞生，由于茶叶品质超众，祁门红茶在国际上一路畅销。有资料显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祁门红茶的实际年产量已达到四五十万担，占中国整体红茶输出量的80%。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祁门红茶荣获一枚大奖章和两枚金牌，一下子成为中国茶叶最具国际声望的代表之一。
但随着印度茶、锡兰茶、日本茶，利用现代化机器生产后，他们以后来居上的强势，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让中国的茶叶产销一下子衰退，对外出口更是低迷。就以祁门红茶为例，1932年，它对英国的出口量还是25625.31担，但到了1934年只有21529.96担，两年少了4095.35担。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这个时期，进口的外国茶叶、咖啡和可可又在慢慢取代国产茶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研究者后来分析认为，除了和当时国外先进的制茶技术相关之外，还和国内茶业的生产和运输销售模式有很大关系。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按当时的规定，一片茶叶从离开茶园到制茶装箱，再最终出现在外国家庭，其间经历了很多道中间环节。直观来看，光中间商就有好几层。先是上海的购茶洋行，他们不但垄断了所有的外销订单，连市场的茶价也由他们决定。其次是茶栈，放贷款给地方的茶号让他们收茶制茶，再转手把茶叶卖给洋行。茶号用现金向茶农购买毛茶，回去再亲自加工精制或者转手他人继续赚差价。这种层层盘剥，再加上交易中洋行的任意划价或是茶栈的低价收购等非常规操作，导致处在最底层的茶农几乎年年吃亏，对于茶叶种植的投入也就越来越少。
而正是这样的恶性循环，把“豆腐盘成了肉价钱”，最终成了后来政府统制祁门红茶的“导火索”，也是造成“官商之战”的主要矛盾。
看不见硝烟的“官商之战”
1936年4月1日清晨，天还没亮，上海的茶商们却几乎一夜没合眼，他们坐立不安，陷入了空前的恐慌。原来，前几天省政府刚颁布了一条命令，自4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祁门红茶统制。当天，安徽与江西两省政府在安庆联合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从此，皖赣红茶将由省政府直接贷款，直接运销。
根据当时安徽省政府的说法，实行红茶统制就是因为茶商和茶农之间存在太多层的剥削操纵，导致运输还有销售都受到层层限制，最终“产量日减，销路日落”。所以为了复兴中国的茶叶，政府要开始宏观调控，“统制运销”。为此政府还做了很多配套规划：制定了统一的运销路线；请国内外专家来评定茶叶品质以及价格。销售上，计划绕过洋行直接外销国际。此外还施行了一些减免茶税的政策，或是派技术人员出国考察等等。
这些措施的意思就是，今后只有在符合政府规定标准并登记过的茶号，才能运送茶叶到市场销售并且获得银行的贷款用来收茶制茶。表面上看，就是政府在出钱出力，削减中间环节的费用，为茶农们谋利。
看到政府的这些做法，作为中间商的茶商们可急了。他们认为，政府这么做，显然是绕过了他们这些中间商。简直是砸了他们的饭碗，于是他们空前地抱成了团，不仅派商界代表到安徽与政府商谈，甚至还停兑歇业。一场官商之间的“斗法”就展开了。
据一些史料记载，1936年3月29日，上海市洋庄茶业工会向实业部发电报恳请撤销皖赣两省红茶统制；4月1日，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不理会“恳请”，迅速成立；4月9日，上海市商会又致电实业部，再次恳请撤销统制，电文中就直白地指出“今以统制之名，行省营之实……使茶商求生无地。”而安徽省政府对此颇不以为然；4月15日，上海茶业界眼看撤销无望，只能另寻出路，派了茶商代表孙子茀、卓华谱、卓镜澄三人到安徽向省财政厅还有建设厅提出“官运商销”的折中办法，即政府只负责运输，不干涉茶栈销售茶叶；但这个提议又落空了。于是上海14家茶栈决定联合抵制，4月21日茶栈开始停兑歇业……
即使这样，安徽省政府的态度却是越来越强硬，毫无妥协的意向，双方一直僵持到5月初。其间实业部一直对安徽省政府的统制决定持着默许的态度。面对政府的“消极调解”以及地方政府的强硬，最终上海六家经营祁红的茶栈不得不向政府妥协。
中国茶叶产业一段兴衰浮沉史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当时政府对祁门红茶统制措施的实行，还是有一定成效的。用一组数据就能看出来：1933年祁红年产33209箱，到了1939年一下子增长到了年产69859箱，占全国外销红茶产量的三分之一。不仅如此，统制前夕就已投入运营的祁门茶业改良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茶叶科研机构，也不断地增产优良品质的茶叶。
说到设在祁门的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还真可圈可点。它的前身是1915年北洋政府农商部在祁门平里创办的以研究和拓展祁门红茶为主旨的安徽省模范茶场——中国第一家茶叶科研机构，现代茶叶科研的萌芽。1934年，它改名为后来响名全国的“祁门茶业改良场”。应该说，祁门茶业改良场是中国茶史上的一大创新，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方面开我国茶界实业之先河，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难怪1936年时《申报》、《中央日报》都对改良场生产的祁红茶叶售价达到新高做了报道，经中外茶师品评，认为该茶做工、叶底、水味、香气等在祁红中均称上乘。这些对于曾经一度低迷的国内茶叶市场来讲，实在令人鼓舞。
与此同时，为了刺激茶叶品质的提升，政府在祁门和屯溪还最先举办产地检验，要求各个茶号都必须强迫检验。凡是检验合格的，发给一张产地检验证，不合格的不仅没有证书，而且会被上报给皖赣红茶委员会运输组织。这一“招”的厉害就在于保证了茶叶从原料到制作再到储存均合格达标，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提高了中国茶业的信誉。
在这种“多管齐下”后，祁门红茶的销路逐渐拓展，甚至一度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形。但可惜的是，统制带来的祁门红茶的“春天”转瞬即逝。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学者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其自身原因和大环境影响两个方面。自身原因就是当时有些茶号一边玩弄种种伎俩，对茶农进行价格剥削，但同时茶号自己又被银行剥削。而且，面对上海的洋行，省政府在不断地妥协，使得洋行仍然保留了之前对外销茶销路的垄断。而大环境当然就是当时连年不断的战乱了，使得局势动荡不安。这种情况下，茶农们自然无法安心种茶了。
有数据表明，祁门红茶的产销在1939年达到了顶峰，1940年虽减量不少，不过仍然生产了6万多箱，但到了1941年的时候，年产就只有不到4万箱，到了1942年更是不足万箱，只生产了3971箱。而在1945年抗日战争尾声时，只出口了2700箱。新中国成立后，祁门红茶才迎来了再次复兴。
而我们回头再看1936年围绕祁门红茶而发生的这场不见硝烟的“官商之战”，虽然事情不是太大，甚至在当时也未能够引起全国的关注。但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它所体现的是中国茶叶产业自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一段兴衰浮沉史。
注：内容来源新徽商大讲堂，作者郭雯史 程堂义，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